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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年,一个“非人才”妈妈的落户马拉松|深度报道

来源: 最后更新:23-06-30 10:03:48

导读:45岁女工妈妈努力10年想落户深圳

采写/李沁桦

编辑/计巍


正在书桌前准备考试的黄妹芳

想象这样一个场景,在一场马拉松里,你面前是很多条紧绷的绳子,你往前走的每一步,都要经过这张网的过滤,有时,你还会被这张网弹回原地。

对于深圳女工黄妹芳来说,落户就是这样一场漫长的马拉松,终点线是拿到深圳户口。那个盘根错杂的网,是学历、技能水平和持续缴纳的社保。

“很难?在深圳,非深户要留下来(上学),要么孩子成绩杠杠的,要么父母经济杠杠的。”很多时候,她独自一人挣扎在这张大网中,生活的关键词是工厂、缴纳社保、拿学历和考证,它们合成了落户的可能性。

现在,这场马拉松跑到了第十年。她仍在紧追着这些落户的可能性,这是她读初中的儿子继续留在深圳读高中的希望。

45岁是深圳人才引进落户的最高年龄限制。黄妹芳需要在今年完成落户前的最后一个赛程,让自己成为一个“人才”。


黄妹芳的书桌,为了能继续在深圳上学,她和儿子都要成为“人才”


“人才”的筹码

黄妹芳今年45岁。她有一头乌黑油亮的长发,沉甸甸地坠在脑后,垂到腰间。她看书的时候会把头发扎起来,再戴上眼镜。

读高中时她也戴眼镜。草草毕业后,她从广西老家到广东打工,当时工厂里戴眼镜的人少,大家看她像看怪物一样,她就取了下来。直到后来又开始读自考,她又重新戴上了它。

这是一个普通的周一,早上六点半,儿子去上学了,家里和周边都很安静——这时候附近的街道上几乎看不见人,孩子们去上学,大人们去上工。

黄妹芳在出租屋的书桌前坐下。桌上有三本厚厚的中级社工教辅,书的边角皱巴巴地黏在一起。她住的屋子是一间握手楼,白天也需要开灯。白炽灯照着四面白墙,独自一人在家的她边看书边做笔记。

但很快她就感觉到累,真的累,眼睛开始发酸,似是而非的概念和定义在脑子里掠过,她却记不住。“像我四十多岁,年纪大了,和年轻人不一样,很多东西实在是记不住了。”学了一个多小时,黄妹芳快要睡着。她摘下眼镜,揉揉眼,从书桌旁站起来,开始洗碗、扫地,把冰箱里的肉拿出来解冻。一个小时后,她又重新坐下来看书。

她把每天的日程设定了闹钟,早上五点起床陪儿子跑步,六点煮早餐,十一点做午饭,下午三点外出发货,然后收货,五点半做晚饭……每天只有早上孩子去上学,晚上孩子睡觉之后,她才有两三个小时可以静下心来好好看书。

为了照顾儿子,黄妹芳两年前从工厂辞了职。

儿子覃武奥今年十四岁,马上读初三。儿子进入青春期,黄妹芳发现自己越来越不懂他。她最近大部分的焦虑都来源于儿子“砰”的关门声和上锁声。有段时间她还害怕孩子得了抑郁症。有一次英语考试,覃武奥只考了30分,脸上带着摆烂的神情,她意识到儿子出了问题。

她决定从工作了六年的工厂辞职。“因为孩子没照顾好,其他都没意义。”黄妹芳的工友们听了她辞职的理由,对她说,“我们把孩子当人养,你是把孩子当‘人才’养。”

不仅是儿子,黄妹芳自己也要成为“人才”。黄妹芳在五月底和六月中分别有两场考试,一个是系统集成项目管理工程师,另一个是中级社工。要想在深圳落户,这是常见的中级资格考试。尽管这二者的通过率都不足20%,但在互联网上搜索,你能看到这种资格的“价值”——“考过就是中级职称人员,考证入户的首选!”

从35岁到45岁这十年,“考试”像是黄妹芳生活中的魔咒。和考试相关的所有群她都聊天置顶,以便第一时间查看每一个关于上课、交作业、报名、考试的消息,手机相册里收藏着各种考试通知的截图。

2018年,她先是通过工厂工会提供的“圆梦计划”通过了自考大专考试,转年,她开始自考本科。英语这一科的成绩不好,她考了五次才通过入学资格,然后接着上课和考试。

或许有人知道以她为主角的纪录片《人生第二次》,有人用一句话概括黄妹芳的故事:为儿子留深上学42岁妈妈自考本科。她对着镜头说,“攒积分难过攒钱。拿到大专文凭,有60分的基础;按时缴纳社保,每年3分,封顶30分,但是四十岁以后,每年扣2分。我做了两手准备,同时冲刺本科文凭和社工资格证。”

三年过去了,她还在冲刺。去年六月,她第一次考社工考试,和她一起去考的有五个工友。丈夫用跑货拉拉的面包车,一车载着六个考生去考场。她在考场上看到了好几个大着肚子的孕妇,“没办法,大家都要考,落户就是要早点为孩子做打算。”三个月后,成绩下来了,她没有通过。

黄妹芳有些时候很后悔,觉得自己开始考虑在深圳落户的时机太晚。她的妹妹黄妹新比她小五岁,在落户前,黄妹新和姐姐有着相似的人生轨迹和目标:进工厂,结婚,生子,小孩上学,尝试获得一个深圳户口。

从某种程度上来说,深圳几乎是国内最容易落户的“超级城市”。根据2020年及之前的深圳市入户办法,拥有全日制专科或本科学历的应届毕业生,只要对应满足35岁和45岁以下的年龄限制,就可以按人才引进直接落户,落户的整个流程可以达到“秒批”。不符合直接落户条件的,也可以通过积分入户。

2019年,黄妹芳帮妹妹向落户窗口递交了材料,两个月后,妹妹收到了落户审核通过的短信。当时的黄妹新35岁,中专学历加上在工厂考取的初级会计师证,凑够了100分的落户积分。所有人都认为妹妹很幸运,因为第二年积分落户窗口就关闭了。

黄妹芳没有交自己的材料。深圳市“在职人才引进”的标准里,那时她只有非全日制大专学历这一个筹码,价值60分。如果想离100分的及格线更近,她需要更多的“筹码”来证明自己是“人才”。


黄妹芳把自己每天的日程都设置了闹钟


100分

时间回到十年前,黄妹芳35岁。她和丈夫覃项利带着五岁的儿子覃武奥,从东莞来到深圳。搬来深圳是因为一年后孩子要上小学,黄妹芳发现孩子幼儿园班上的外地人屈指可数。她不愿意孩子受排挤,“大家都说深圳是移民城市,教育资源也更好。”

一家三口在深圳宝安区落了脚,在儿子的幼儿园正对面租了一个一室一厅的小房子。这是黄妹芳的“落户马拉松”故事的起点。

她对深圳的第一印象是快,“赶地铁,所有人都在争分夺秒地跑,好像被人推着往前走。”她也要快。工厂每天中午有一个小时的休息时间,为了回家给孩子做午饭,她把这一个小时精准地分成四段,十五分钟骑电动车回家,十五分钟做饭,十五分钟吃饭,十五分钟回工厂。一秒钟都不能浪费,她甚至摸清了家门口交通信号灯的规律,估算着碰上绿灯的时间出门,可以再节省几十秒钟。

第二印象是排队,人们上公交车在排队,孩子放学回家也在排队,还有一件,正在上幼儿园的孩子报小学也要排队。

根据《深圳市义务教育就近入学管理办法》,无论是民办还是公办学校,家长们都需要达到对应的学位积分才有报名资格。学位积分越高,能选择的学校越多。以宝安区为例,拥有一个深圳市宝安区户籍,学位积分在这一项上就有95分,而非深圳户籍的她只有60分。

系统里的学位积分是电脑自动判定的,黄妹芳把自己所有的“筹码”——非深户户籍+租房合同+缴纳一年的社保——都输入进去,屏幕上马上跳出一个对应的结果:71.2分。而当年小学入学的门槛是68分。学位积分低,她的儿子只能选择民办小学。但她觉得儿子在深圳读书很好,“你觉不觉得,其实小地方很多高中都是那种完全的应试教育?深圳这边的学校,学习抓得再紧也是全面发展的,但是回了老家,教材是陌生的,也比不上那些孩子会考试,成绩肯定是没有优势的。孩子已经回不去了。”

6年后是初中,9年后是高中,12年后是大学,这是一场层层向上的教育台阶,也是不断收紧的过滤系统。儿子能不能留下?黄妹芳心里很忐忑,因为在这个系统里,“户籍”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。

深圳是中国流动儿童数量最多的城市,公开数据显示,2022年深圳市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158.85万人,非深户籍的学生超过了六成,比例全国最高。到了中考的节点,非深户之难更凸显出来。2022年,深圳市公办普通高中录取率是53%,非深户考生只占据其中25%的名额。

从儿子小学入学时候起,黄妹芳就想在深圳落户。当时的黄妹芳只有高中学历,她只能在这场积分落户考试中尽力考到100分。这场考试有三个“科目”,名字分别是年龄、社保和学历。她需要像跑马拉松一样,在每一个赛程中,计算艰难而漫长的加法。

年龄不是她的优势。根据落户办法,申请人35周岁内可以加5分,35-39岁不加分不减分,但40岁开始,每增长一岁就扣2分,超过45周岁则没有了申请资格。

社保是相对来说最容易解决的事。来深圳找工作,黄妹芳对工作只有一个要求:交社保。她看见一个电子厂门前在排长队,问清楚了会交社保,她甚至不知道这家工厂叫什么名字就签了合同,她看中的是每个月可以得到0.3分,8年后,她可以拿到社保封顶的30分。

学历则显得棘手。她至少需要一个大专文凭,这也就意味着,她需要像儿子覃武奥一样,回到课堂。2015年,她开始参加工会提供的成人自考项目。得到非全日制大专学历,60分;非全日制本科学历,75分。

但2023年2月起,深圳市开始实行新的积分入户政策,大幅提升入户门槛。新政中,原有的100分落户政策失效,采取积分“由高到低”排序,排名靠前者才可以得到落户指标。落户这场马拉松中,黄妹芳本来已经遥遥看到了终点线,但她发现比赛规则更新了。

刚拿到非全日制大专学历,黄妹芳就听说了这场改革的风声,她毫不犹豫地调整了思路。她头脑中的那一长串加法迅速转变成了另一个等式:非全日制本科+中级专业技术职称+45周岁以下=技术型人才核准入户。她自考班上的一个同学,去年也没考过中级社工,但考过了中级系统集成考试,拿了中级职称,迅速落了深户。她听说这个考试容易通过,马上报了今年的考试。

今年45岁的黄妹芳知道,这或许是自己这十年最后的考试。如果不成功,孩子明年中考,只能是D类非深户考生。“但没有到最后,我为什么不可以再试试?”


黄妹芳从去年开始就在研究中考填报事项

“考不上的”

四月底的最后一个周日,黄妹芳的丈夫覃项利回到了家。他初中毕业之后就四处打工,进过工厂,做过物业保安,当过电工,跑过货拉拉,目前在一家物流公司做长途货车司机。

他每个月的工资,是切切实实地用货车的烧油量和公里数衡量的,条线行情好的时候,每个月工资能有一万多块。他每到一个新的地方,会在微信上给妻子发一个定位,厦门、泉州、福州、南昌、苏州、金华,还有更远的西安。他在家里的痕迹只有挂在阳台上的一件大号黄色文化衫,以及洗漱池前的牙刷。

覃项利前一天凌晨一点才从南昌回到东莞,在车上睡了一晚,第二天中午回到深圳的家,手里拎着几个小菜,黄瓜、苦瓜和萝卜。他回来就进厨房,把钝掉的菜刀磨快了,切肉,洗菜,切菜,涮锅,烧油,油烟气和煎炒烹炸的声音从小得只能站一个人的厨房里飘出来。他做了儿子喜欢吃的炸鸡,又去洗碗,擦灶台,扫地拖地。

他每周只回家一天,回来煮饭、炒菜、做家务,做完事就躺在床上刷短视频,累了就睡觉,第二天早上五点起床,开着自己的面包车去东莞发车。

夫妻俩有不言自明的分工。覃项利是这么总结的,做丈夫的在外面负责赚钱,“回到家就得做家务”;做妻子的负责落户的大事,监督儿子学习,“还有她自己也要努力学,别的我也没办法。”儿子从小到大的每一份作业,每一次家长会,每一份成绩单都是黄妹芳的责任,他不懂,也插不上手。

“家庭里面很多女性要承担很多东西,这本来应该是双方的,但是在现实中男性的角色会缺失很多。做爸爸的可能不会也没有能力管孩子。”这是丁当的观察。丁当16岁就辍学南下深圳打工,2015年,她建立了“绿色蔷薇”,深圳市唯一一家为女工及流动儿童服务的草根公益机构,她因此见过许多女工和她们的孩子们。黄妹芳喜欢做公益活动,她去过“绿色蔷薇”,还在那里看过《Y是一个流动坐标》——一部由“绿色蔷薇”创作的戏剧,讲的是深圳流动儿童就学难的问题,黄妹芳觉得那就是自己的现实处境。

“相对于妈妈为了自己的孩子去考学历落户,爸爸考虑的比例会小很多。因为深圳的积分落户细则多且复杂,要去完整地了解所有的信息,对低学历的一方其实是有难度的。落户,是非常奢侈也非常未知的事。”丁当说。

覃项利很怕这份未知。他怕一家子在这里白忙活一通,如果再不回老家读书,儿子在老家就没有初中学籍。如果一年后儿子考不上公办高中,妻子落户也不成功,回不去老家也拿不出民办的学费,那就完全没有退路了。“说实话,我希望儿子初二结束就回老家,这样至少退一万步讲有一个高中读。如果留在深圳,就只能读职业高中,风气很不好的。”

他之前和黄妹芳说过自己的想法,黄妹芳很生气,觉得他太丧气。两人吵架和说家事的时候只用壮语,覃武奥不在老家长大,听不懂——在深圳,他只需要说普通话。当时,覃项利先和儿子用普通话说,“你考这么一点分”,再用儿子听不懂的壮语说,“考不上(公立)高中的”。黄妹芳很生气,和他大吵一架。她觉得这是负能量,不准他再在儿子面前说,他只好咽下去。

与考试带来的未知相比,黄妹芳更相信考试带来的希望。她还记得自己的学生时代,家里一共有八个孩子,她排行老三,九十年代,广西农村的风气是女孩子读完小学就辍学,但是她的爸爸却叮嘱,“你们要努力读书,读书才是你们的出路。”她读书的时候聪明却喜欢犯懒,背文史题不耐烦,背英语课文背得头疼,躲图书馆看一下午的小说,但考试成绩却一直很好。整个村子只有两个人考上了高中,她是其中一个。

高一那年,爸爸因病去世,黄妹芳回家待了一个月,看着家中年幼的弟弟妹妹,心知肚明自己不可能再读下去了。学校的老师同学劝她回去继续上学,但对于这个夏天卖松油、冬天卖木炭来维持生计的家庭来说,供一个大学生读书是一个不可想象的梦。她潦草地读完高中,拿到毕业证,在老家的甘蔗厂待了两年后离开家,顺着打工的潮流,去了东莞的工厂,拿每个月三百块的工资。那时她22岁。

30岁,她和父母安排好的相亲对象见了面。她没想过结婚,也没想过不结婚,但大家都说,对方是一个老实人,又是广西老乡,是再合适不过的结婚对象。

她承认覃项利的确是一个老实人。但结婚15年,她从来没有感到丈夫像现在这样“拖后腿”。儿子初二下学期期中考试成绩单上写的不是分数而是等级:5个A,2个B。覃项利只模模糊糊地知道A代表的是好,B代表的是没那么好。

黄妹芳从去年开始就在研究中考填报事项,计算在一年后的中考里儿子的“赢面”。她的手机里有一个长长的“2023年指标生控制线”学校排名的截图,里面是深圳78所公立高中的中考录取分数线。

“深中当然是最好的,但是全深圳十几万的考生都盯着,我们没什么希望。覃武奥的成绩……”从排名靠前的深圳中学、宝安中学、深大附中等著名的高中往后,她用手指把截图滑到底,指着列表的末尾,“这个最接近他的分数线。”

她和儿子同学的妈妈聊前景,对方说填中考志愿的时候还是会把职业高中考虑进去,选那种未来好找工作的,“这样保险”。黄妹芳摇摇头,她从来没考虑过职高,“我宁愿拼个老命,让他读民办也可以。”

她对职高没有好感。她见过职高学生走后门来厂里面试机械工程师,结果那些孩子什么技能都不会,在学校只学会了抽烟和打架。她没办法想象自己的儿子去那些学校,和那样的孩子混在一起。“真读职高,变成这样就废掉了。”


黄妹芳家门上挂的帆布袋

“非人才”

孩子在哪儿读书,全家就搬到哪儿,从幼儿园、小学再到初中,黄妹芳搬了三次家。

从高空俯瞰黄妹芳现在住的社区,周边林立的高楼包裹着城中村和工厂,东莞在一条窄窄的小河对岸。工厂密密麻麻地分布在河的这岸,很多在深圳沙井工厂上班的年轻人为了节省房租,选择在河对岸的东莞租房。白天,做工的人在这头上班,晚上,他们骑着电动车穿过长桥回到蜗居的房子。

黄妹芳和邻居聊天,“我们是谁?我们就是非深户,非人才。”这固然是自我调侃,但从数据上来看,宝安区的确是非深户户籍人口比例最大的区, 非深户户籍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超过88%。像黄妹芳这样家里有孩子上学的,为了方便照顾,很多都租住在学校周边。

穿过一条没有路灯的小巷,两边是灰扑扑的员工宿舍楼,所有楼的外观都一模一样。从其中一栋楼往上,黄妹芳租住的这一层有六户人家,六扇相同的刷绿漆的门,只有黄妹芳在自家的门上粘了一排红色的中国结。这是黄妹芳一家三口在深圳的家。搬到这里已经快两年了,多次搬家的经历,让他们舍弃了许多家具,只有两个堆满了书的书桌一直跟着他们走,一个书桌给黄妹芳自己,另一个给儿子。

在她追逐落户的这十年里,丈夫无能为力,儿子还小,她也没和在老家的亲人说。在工厂上班时,她是线长,负责样品抽检。每个样品都不能出错,随时要和工程师沟通,她整天精神都绷得紧紧的。晚上回到家往往已经十点,到凌晨才有时间坐下来看书和准备考试。白天做工,困得站着也要打瞌睡,她就晃晃脑袋,在工厂走来走去。实在困得受不了,她才偷偷地坐下眯一会儿。

去年六月是她压力最大的时候,就像在一场马拉松里,跑到撞墙期,感觉自己无法再前进。她从工厂辞职后,开始打三份零工,卖羊奶、做工厂派发的零件手工活、电商卖橘子。她在深圳漫长的夏天里跑生计,在给客户送羊奶上门的间隙里,翻看着中级社工考试的小册子。她要同时准备三门社工考试,还要准备本科的毕业论文。毕业论文必须要写至少五千字,她看了十几篇参考文献,“头都大了。”

黄妹芳拿本科毕业证的过程也艰难。好不容易写完了毕业论文,合格分是70分,黄妹芳得了75分。老师点评说她的案例写得不够全面,她心里想的是,“运气太好了,总归是过了。”班上200多个同学,有40多个同学的论文成绩都没过关,还需要重写。六月考中级考试,她没通过;十一月考本科结业的最后一门计算机考试,碰上疫情改成线上,结果出租屋的网络不稳定,需要临时请房东来修宽带,她急得满头大汗,考试时间也耗尽了。然而,她还要小心翼翼地在儿子面前隐藏这份焦虑,她从来没有把自己落户的事情告诉儿子,不想让儿子背上压力。

覃武奥有时候觉得自己和老妈都很累。他累,总感觉自己学得还不够,成绩还不够,配不上一个好的高中。他也觉得黄妹芳累,和他一样读这么多年书,“我知道她是为了搞一个深圳户口,她从来没跟我说过,我猜到了,但是我觉得太累了。”

黄妹芳说,你知道覃武奥有些时候叫我什么吗?叫“老干妈”,是“又老又干巴的老妈”的简称。黄妹芳本来有一头厚密的黑发,这几年头发掉了很多。“以前二十多岁出来打工,别人羡慕我的年轻,当时我还不懂得,现在时间一晃眼,在深圳待了十年,我当然也老了。”

对于十年前年轻的黄妹芳来说,“来了就是深圳人”是一句极具诱惑力的口号,但这句口号的背后是一个残酷的事实:没有户口,没有房子,就很难真正留下来。黄妹芳的妹妹黄妹新在2019年就已经有了一个深圳户口,但说起这句话,她苦笑,“在这里没房,即使有一个户口,始终也算不上深圳人。”

黄妹芳从来都没想过买房子的事。在深圳,买一套房子光是首付就是好几百万。丈夫的侄女是深圳一家公立医院的护士,嫁了一个开公司的博士,夫妻俩是深圳市引进的高层次人才,落户、创业和买房都有对应的政府补贴。在黄妹芳看来,这样的“人才”才有能力在深圳买房子。人才也被细分,深圳市的人才引进补贴政策中,后备级人才、领军人才和杰出人才,对应的补贴从160万到300万不等。黄妹芳不知道侄女一家属于哪一类人才,只清楚一件事,“人家是高技能人才,我们这种人想都不要想。”

她从工厂辞职后,现在的收入来源是工厂外派的手工零活。平常下午她会骑着三轮车出去收货,再发给周边的邻居。做活的通常是三四十岁的女人,潮汕人、客家人和江西人,开小店面的,在家带孩子的,她们把细小的零件组装起来,一个零件算几分钱,一个月可以赚一千来块补贴家用。由这群外地女人组装的这些零件,最后会从深圳流向世界各地。

有时候女人们也会聚在一起聊天。大家坐下来,立马开始聊孩子。孩子现在忽上忽下的成绩,青春期有心事憋在心里不说,孩子爸爸除了给钱其他什么都不管,没有深圳户口读普通高中太难。覃武奥有一个同班同学,那个男孩的妈妈早早为儿子落了深户,但儿子的成绩却“吊车尾”,大概率只能读民办高中。她和黄妹芳抱怨,“我累死累活的有个屁用。三年学费就大几十万,我真是造孽。”黄妹芳点点头,说到底,大家都是拼了老命给孩子创造更好的条件。

儿子的中考就在明年,黄妹芳给儿子设想过一个完美的未来:顺利考上公立高中,住校,考上大学后参军,以后当上公务员,有一个稳定的未来。她也想过自己的未来,自己落户成功,儿子住校,她就可以搬去东莞,住在更便宜也更敞亮的屋子里。她也终于可以学有所用,学历和能力不再是阻挡她的门槛,靠自己考来的本科学历和证书,成为一个社工。

黄妹芳期望着这样明亮的未来。但对于刚刚过去的那两场中级资格考试,她却很难抱有同样明亮的希望。五月底的那场考试出乎意料地难,出了考场,她听见了现场哀嚎一片,有人说自己考了三次试,这一次的题最偏最难。六月的考试,她大部分按照自己的想法和语言来答实务题,“不知道会不会给分。”

这两个中级资格考试是45岁的黄妹芳能够到深户的最后机会。她有时会安慰自己,如果不行还可以考高级证书,这样可以延后到50岁,但她也知道,“高级”自己几乎不可能考过。

最近有采访过她的媒体重新来访。她觉得有点不好意思,“其实我身边大多数人都跟我一个样,大家都为了孩子往前拼命,只是我被拍出来,被看到了。”

标签: 落户  入学  高中  考试  深圳  马拉松  中小学教师资格  45岁女工妈妈努力10年想落户深圳 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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